古时汉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轻易损伤改变，就是对长辈的大不敬，是轻上、违上、反上，因此，也就没有剃头、理发之说。于是，孩童披着头发，盖着颈项，垂到肩背；及至成年，便绾了盘在头顶，称作“总发为髻”；无论男女，皆蓄长发，盘一发髻，高高地耸在头顶，不同的是盘发的方式有别。

其实，到了汉代，就有了以理发为职业的工匠；“理发”一词，最早也出现在了宋代的文献之中；不过，那时的理发，只是梳梳头，刮刮脸，修修面，剪剪胡须，一般称为“篦头”，给长长的头发做做“清洁卫生”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理发，缘于清朝的剃头。

清朝由居于东北的满人建立。东北一年四季，约有一半时间处于冰天雪地的严寒时节。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满人种田的少，多以狩猎为生。他们常年骑在马上飞奔，要是留着长长的头发，疾风劲吹，长头飘拂，不仅遮住目光，还遮住手脚，相当碍事，只有剃掉。怎么个剃法？将脑袋前面及周围的头发全部剃去，刮成半个光头，只在中间留一撮顶发，再把顶发编成一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脑袋后面。何以要留一撮顶发编成长辫？据说是先人传下的一种原始崇拜。满人一辈子在马背上生活，马就是他们的依靠，他们的命根，他们的图腾，他们信任马，视马为神灵，所以就把头顶那撮关键的毛发编成了一根马尾似的辫子。

汉族征服、统治满人时，尊重他们剃发留辫的习俗，并不强迫他们跟汉人一样蓄发总髻。可满人进入山海关统治中原，就没有这样的气度了。清兵占领北京第二天，立马颁布一条剃发令，规定所有汉人，不论官员军人，还是普通百姓，统统剃发留辫，若有不从，按逆贼处理。

剃发令颁布后，遭到了汉人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清廷刚刚入关，政权不稳，为笼络人心，不得收回成命，允许汉人照旧束发。

可不到一年，当清军进入江南后，清廷又再次颁发了剃发令。此种反复，很大程度上与一位名叫孙之獬的汉人有关。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中过进士，做过二十二年明朝大臣，官至侍讲。按说明朝有恩于他，可清兵刚进北京，他就俯首乞降，改换门庭，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满清皇帝上朝时，臣子分列两排，一边是满人，一边是投降了的汉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投降也就罢了，可孙之獬偏偏学满人模样，将脑袋四周的头发剃了，顶发编了一根辫子拖着，还穿着满族官员的服装上朝。那些投降了的汉人大臣，大多出于无奈，心里本来就羞着恼着，一见孙之獬这副模样，便不愿接纳，一个劲地将他往对面的满人班那边赶。孙之獬并非满人，满人班自然不肯收留他。于是，他又厚着脸皮回到汉人班。汉人班的大臣说你这副打扮，分明是一个满人嘛，怎么能往汉人班站呢？硬是不让跻身其中，弄得他灰头土脸，左右为难，丢尽了脸面。

受了羞辱的孙之獬回到家中，气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为了讨好主子，报复汉人班，索性写了一篇上书，奏请皇上下令汉人一律剃发留辫。他在奏章中写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之从汉旧，而非汉旧之从陛下，难言平定，难言臣服也。”

孙之獬的马屁正好拍在点子上，顺治帝福临一见上奏，大笔一挥，当即再行颁布一道剃发令，并限定剃发留辫的严格时间，京城内外，十天为限；其他各省自诏令到达之日起，也是十日期限；若有迟缓不从者，格杀勿论。

没想到这新的剃发令一颁布，全国上下，顿时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抗大潮。

清朝要汉人剃发，喊出的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他们将汉人的剃发看成是一种标志，剃发就是归顺，可以看作满清的顺民；不剃就怀有二心，便是叛贼，是逆民。要么剃发，要么丢头，当时的汉人，只能择其一种。

汉人得知剃头令的消息，又惊又恐。敬祖先，守孝道，是汉人千百年始终不渝的传统；而儒家更是作为一种不是宗教的宗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受之于父母的身体发肤，岂可轻易损毁？于是，他们怎么也不愿像满人那样剃发留辫。不剃发，就要砍头。反正要砍头，不如起来反抗，在天地间留下一股英气，于是纷纷发誓道：“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一时间，到处都是反抗的呼声与行动。清廷赶紧派兵镇压，凡不愿剃头者，当即砍下脑袋。清兵杀了无数汉人，其中最为悲惨的，当数“江阴十日”。江阴民众为了保住头发起兵反抗，清军将江阴城围得铁桶一般天天攻打。江阴义兵日夜坚守，杀死敌人七万五千多名。而清兵越围越多，八十一天后，城池终被攻破。清兵涌入江阴城中，举起屠刀疯狂报复，杀了整整十天，全城仅五十三名老幼幸免，十七万多名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被杀。加上守城战死的六万七千烈士，共有近二十四万汉人遇难。清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除“江阴十日”外，还有“嘉定三屠”等。

反对剃发令的起义，在全国各地持续了三十七年。最值得一提的是顺治四年（1647年）爆发在孙之獬故乡山东淄川的农民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适逢孙之獬回家省亲，因此，本想衣锦还乡的他，却成了义军的俘虏与“战利品”。他们将孙之獬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然后在他那剃得青光发亮的脑袋上用锥子钻了一个洞，插上一撮头发为之“复发”。想到清朝皇帝再次颁布的剃头令因他而起，不禁痛恨万分，最后用刀将他劈成八块。

清廷历经长达三十七年的残酷镇压，表面的反抗是没有了，汉人不得不奉行剃发令，脑后留一条狗尾似的辫子，可内心仍然不服。前明遗老雪庵和尚所作《剃头歌》，内里便透着一种无奈、不满与嘲讽：“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民间一直流传这样一首俗谣：“正月不剃头，剃头死己舅。”农历正月是不兴剃头的，剃头会犯忌——自己的舅舅会因此而死去。正月剃头，跟舅舅有什么关联？“死舅”，乃“思旧”谐音。正月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始不剃头，为的是思旧。思什么旧？当然是思念过去的明朝，思念汉人千百年来总发为髻的传统。

不管怎么说，只因清朝剃头令的颁发，才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剃头。

刚开始，剃头师傅在街道、路口、村头搭个简易棚子，表示那是理发店。棚子旁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清朝皇帝颁布的“剃头令”，还挂一颗血淋淋、肉糊糊的死人脑袋。意思自然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有谁胆敢不遵皇上圣旨，旗杆上的人头就是下场。

日子一长，剃头成了习惯，旗杆就不挂皇上的圣旨昭示众人，也不必挂人头威胁百姓了。但旗杆总得竖，竖起的旗杆不能像个光杆司令，得挂点什么东西才像样。于是，圣旨与人头换成了毛巾与荡刀布。

慢慢的，剃头匠多了，相互竞争起来，为方便民众，他们开始主动上门服务，由固定变为流动。剃头之前，首先得用热水洗头，便准备了一副剃头挑子，一头是烧着炭火的铁罐，铁罐上放一个洗头的铜盆，铜盆里面的水烧得热气腾腾，外面安一副木板做成的套筒，旁边竖着木架，架上放有肥皂盒，晾着毛巾，挂着荡刀布；挑子的另一头则是长方形的小柜子，上放一个为顾客准备的凳子，下面的抽屉里则备着剃刀、剪子、梳子、篦子等一应的理发工具。那些以剃发为生的匠人，便挑着这副家当走村串巷，四处吆喝，招揽生意。

剃头令由顺治皇帝颁布，才有了剃头这一职业。剃不剃头是归不归顺清朝的一个标志，所以满清朝廷对剃头业、剃头师傅相当重视，并将过去朝廷称呼百工技艺的“待诏”这一尊称赐给剃头匠。此后，郎中、铁匠、补锅匠、木匠等等什么的都不能再称“待诏”，它成了剃头师傅的专利。雍正皇帝还特地敕封待诏师傅为“半副銮驾，小执事”，并御笔题赠一副对联：“做天下头等事业，用世间顶上功夫。”

人们眼中的剃头师傅，总是挑着一副担子走村串巷，总有一头放着铜盆，盆里盛着蒸气腾腾的热水，于是，民间便有了一条歇后语：待诏师傅的挑子——一头热。

可汉人恨清朝，恨剃头令，老百姓对剃头这一行当在心底总是瞧不起，将剃刀师傅称作剃头匠，看作“下三烂”，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让自己的子弟学习这门职业的。

围绕剃头、蓄发，汉人有过无数次规模不一的暴动。太平天国是清朝近三百年间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对剃发令的反抗，也最为强烈。太平军人人蓄发，清廷便骂他们“长毛”、“发贼”。他们每攻下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就是“蓄发令”。其大意，是说“剃发令”让汉人的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把人变成了畜牲，“蓄发令”就是要让汉人割掉尾巴，由畜牲重新变成人。“蓄发令”跟“剃发令”一样严厉，若有违犯不剪长辫不蓄头发者，格杀勿论。因此，太平军打到哪里，哪里的辫子就割下一地。有些汉人因为头上长疮流脓，或是生出虱子之故难以蓄发，这样的人只要被太平军抓住，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斩首。

当年，太平军与清军在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一带展开“拉锯战”，有时候太平军获胜，有时候则是清兵占上风，老百姓夹在其中，无所适从，苦不堪言。今天太平军打过来，不蓄发就要掉脑袋，百姓只得将那根马尾似的辫子剪掉。刚一剪掉，第二天清兵又攻来了，没有辫子怎么办？就为这脑袋上的几撮毛发，无数百姓不是被太平军杀了，就是让清军给斩了。

最后一次与头发有关的暴动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剪辫运动。1911年，汉人终于推翻满清夺回政权，再也不必留着这条马尾、猪尾似的长辫了，一时间，汉人扬眉吐气，将辫子剪得咔嚓直响。但是，不少汉人担心清兵再打回来，便留了一手，辫子是剪了，可不扔掉，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拿出，重新接在脑后。因为要活命，耍点小聪明，这倒好理解，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革命军前来剪辫时，不少百姓不愿剪，不是假不愿，也不是怕清廷打回来，而是真的不愿剪。究其缘由，他们说刚生下来就留辫，留了一辈子的辫子，要是剪掉，肯定不习惯。这些不肯剪辫的汉人大多有一把年纪了，自己不愿剪，若别人动手，他们就跟当年保护头发的汉人一样，红着眼睛拼命。

据有关资料记载，辛亥革命后不肯剪辫，闹得最凶的是山东昌邑县。

颇有意味的是，奏请皇帝剃发的孙之獬是山东人，将他杀死的也是山东人；反抗剃头令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山东人，而抵抗剪辫蓄发酿成惨案闹得最凶的也是山东人。

那一年，山东都督特派宣传员到属下的昌邑县宣传新的政策，劝导民众剪辫。当地百姓不仅不从，反于当天夜里秘密联合，决定以城隍庙的钟声为号，举事反抗。第二清晨，钟声一响，无数百姓敲锣打鼓，呼朋引伴，高喊“打”“杀”，冲向特派员的临时居所。混乱中，暴动者不仅打死包括特派宣传员在内的二十七名无辫者，还将他们的尸体扔上大街，让野狗抢吃。暴动虽然很快得到平息，但法不责众，只惩办了几个为首的杀人凶手。

辛亥革命不仅革满人的命，还革皇帝的命。汉人的辫子是剪了，可再也回不到古代皇帝统治下那种“总发为髻”的装扮了。辫子剪后自然要蓄发，蓄发也只能蓄短发。一个男人如果将头发留得长长的，一天到晚在头上盘来绾去的，不仅浪费时间，也极为不便。于是，都兴留短发。不仅男人蓄短发，一些妇女也时兴剪短发。而留短发、剪短发自然就离不开剃头师傅了。因此，剃发令虽因清朝退出历史舞台而成了一纸废文，可剃头业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红火了。

随着社会的变迁，剃头这一称谓也在变化，变为理发了。一说剃头，就会想到清朝的剃头令，想到惨兮兮的砍脑袋，空中仿佛飘着一股残酷的血腥味，令人头皮发麻。只有叫理发，听着才舒服——修理头发，清理头发，整理头发，打理头发……一个“理”字，尽得其妙，既贴切传神，又具时代特色。当然，因口语化之故，特别是农村一些地方，剃头、剪头、推头与理发仍交互并用。而对这一职业的称谓，也由过去清廷尊称的待诏，民间的剃头匠或剃头师傅，变成了今日的理发匠、理发工、理发师傅或理发师、美容师等。

曾纪鑫笔下提及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其身上必有可供后人凭吊、追念之处。如果非要在《从汴京到赵家堡》中找寻他们身上的共通点，那就是他们共有一股可贵的浩然之气。韩愈、岳飞、朱熹、曾国藩、严复尽皆如此。《孟子》有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简而言之，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是一种需要自觉长期修炼方可拥有的精神特质。

年轻的朱熹初到同安任主簿时各种改革虽多有掣肘，然而在教化民众上还是取得不俗的成效。“同安多山地丘陵，纵横起伏，河流切割，地形破碎，交通不便，而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同安的山山水水、村庄寨堡，留下了六十多处文化遗迹。”朱熹没有官员的娇宠气，没有学者的酸腐气，他的行走是一个充满责任与正义的地方官对大地的叩问、对民生的体贴。福建平潭岛布衣林杨因不满地方官员对岛民的无理盘剥，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怀揣一纸奏疏，只身踏上赴京之路，以求上达天听。“他既希望朱元璋采纳疏奏中的建议，开恩于民，又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作了坐牢乃至杀头的最坏打算。”结果，他被刑部以抗粮抗税的罪名，打入大牢一关就是十八年。一介草民的胆识可谓彪炳青史、光耀千秋。

位极人臣的曾国藩骨子里是一个书生，他身上所散发出的书卷气，是多数惯于应酬、习于奉承的官员所不具备的。他规定自己每日须读书、写作、习字，“廿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只要有空闲，他就读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章，为的是养心凝神。于阅读一事，曾国藩的执着又热忱，既源于兴趣也源于坚持。于写作上，终生国事缠身、俗事随身的他，留下了一千五百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他给今人树立的榜样，也许更多的是人该如何做学问，如何使自己具备千金不易、万金难抵的意志力。

书中有地方小官，有布衣百姓，有朝廷重臣，还有改革先驱、革命志士、文学大家、宋室后裔，曾纪鑫《《从汴京到赵家堡》》中收录的文章，截取的是古人某段人生经历、某些生平画面，亦或聚焦人物的某些关键事件，它不可能也无须面面俱到。这就有利于作者对人物生平进行重点体察与考量，而不是拉网式的全力搜寻。这种兼顾人物的来路与去处，又能重点刻画、描摹的书写，有利于人物从纸页之中站立起来。独具个性且神完气足地站起来。

曾纪鑫不仅关注个体，还关注群体。中法马尾之战中的福建海军将士们在技不如人、势单力薄且天时地利尽失的情形下，“他们没有退缩，没有逃跑，而是有进无退，视死如归”。作为后来人，曾纪鑫最痛心的不是船厂的被毁，而是七百九十六名将士的以身殉国。这个打了败仗的群体，比许多的成功者留下更丰厚的精神财富，也就因此更具有被追念的意义和价值。是否具备浩然之气，与成败与否并无必然关系。多少悲剧英雄的一生作为，在今人看来依然可歌可泣！

只要有人类的繁衍不绝，历史就不会有完结的一天，历史之河就会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无声无息地流淌下去。任何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员，或推动、或阻碍，或沉浸、或疏离，或被迫裹挟而载沉载浮，或主动参与而时悲时喜。人在历史情境中有几种遭遇，历史的走向就会有多少种决定因素。所以说，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角色，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大历史的某些特质、侧面、影像。至今依然被挂在嘴边的“当年”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过去其实并没有真的过去，过去就活在今天。”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如是说。今日之所以成为今日，皆源于持续成百上千年的堆积、攒聚。历史是前因，今日是后果。所以，历史看似逝去，实则依然对今日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当年韩愈贬至潮州半年，今日的潮州哪来的韩江、韩山、韩文公祠，哪来的关于韩愈的大量民间传说？活着的历史背后往往站立着一群人物。比如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周改元为宋朝时；比如太平天国起义后，湘军与之互相厮杀时；比如满清入关，下令留头不留发时；比如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海军毁于一旦时……这些隐身于历史关键阶段背后的人物，要么蝇营狗苟、忍辱偷生，要么正气长存、凛凛犹生。这些虽死犹生，至今在我们眼前、心中跃动不已的人物，可以算是历史之光。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没有至今活在人们心中的人物，历史大概也是一片死灰，永无复燃之可能，诚如文天祥那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一段段历史，这一个个人物，至今依然活在人们心中。除却不可抹去的古今传承，不可忽略的人性沿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像严复、曾国藩、朱熹那种不断向外突围、向内掘进的意志力。历史延宕流徙至今，时代背景已大大不同，但人心之进取、人性之良善古今是一致的，这正是今日探究历史的现代意义。曾纪鑫读史、说史、论史的著作一部又一部，至今已经蔚为大观。我持续读之已有多年，身为他众多读者中的一员，我总能从他的作品中，从他笔下的历史人物中得到莫大的鼓舞，这也是对其作品津津乐道的原因之一。

读曾纪鑫的作品，读者可以借机对自己的位置有清醒的认识，并明白如何自处于现代人群之中。把微末的个体安放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个体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然而若无无数的个体集合、积聚，历史就是空洞、虚无的。到底该如何自处？不妄自尊大，成为英雄人物或伟大人物，既需要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也需要时代、际遇、运气的成全。不妄自菲薄，每个人都有独属于他的天赋与运气，把身边的小事做好，把应尽的责任完成，就等于成全了更好的自我。关乎个人的事功是局限于现世的，关乎民众与国家的事功却是可以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并让有心之人终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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