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  时间：2026-04-07 14:38:00

近日，《福建文学》2026年第4期刊登我市文艺评论家杨秀晖评论文章《海洋之上，铸精神丰碑——读何况〈流动的领土：新中国航运事业开拓纪实〉》。

海洋之上，铸精神丰碑

——读何况《流动的领土：新中国航运事业开拓纪实》

●杨秀晖

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征程中，航运业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它是沟通世界的蓝色纽带，打通航道的重要支撑。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每一艘航行的轮船，都是“流动的领土”。

厦门作家何况的长篇报告文学《流动的领土：新中国航运事业开拓纪实》（以下称《流动的领土》），便以闽海大地为叙事原点，打捞起一段尘封的红色航运往事。作品以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育才史为脉络，串联起“海辽”轮起义、民主人士北上、红色船队创建等关键历史节点，在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的交织中，勾勒出新中国航运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开拓轨迹，更将“流动的领土”所蕴含的家国情怀与革命信仰，熔铸成一部兼具史传价值与文学温度的史诗大作。

（一）

红色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常陷于“刻意拔高”使人物高大全，或“史料堆砌”令行文枯燥无味等困境，使得人事僵化、信仰悬浮，形成了一种对历史的消费。何况的书写，却以细节见精神，将宏大的历史拆解成富有细节和温度的讲述，还原一段沉入海底许久的红色传奇。

作品的叙事起点，并未直接切入解放战争时期的航运战场，而是将目光投向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水产科。这一看似赘笔的开篇，实则暗藏深意。陈嘉庚先生“力挽海权、培育专才”的办学决心，不仅打破了近代中国航海人才被外国垄断的局面，更在闽海之滨播下了“爱国、报国、救国”的精神火种。后来，也正是这所偏居南方一隅的学校，锻造出了一批兼具专业技能与家国情怀的航海人，无愧新中国红色航运事业人才摇篮之称。

当故事推进到1948年，历史的舞台便聚焦于16名集美航校出身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上。当时，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前夕，我党急需建立自主的远洋运输力量，以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保障物资运输与人员转移。这一年，经党组织精心挑选与派遣，毕业于陈嘉庚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刘双恩等16名中共地下党员，分批从上海前往香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下辖华夏航运公司。

何况的书写常注重细节对比，《流动的领土》中，你会发现“含16名青年党员的34名集美航校师生”并非普通的航海从业者——他们中既有精通船舶驾驶、轮机维修的技术骨干，也有具备地下工作经验的革命战士。且并非无业待业，而是都有自己心仪的一份工作。“周秉鈇来华夏之前在‘世界船王’董浩云创办的航运公司工作，待遇很高，月薪800港币”，“刘双恩甚至把时任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校长的刘松志也请到了华夏船运公司......他是刘双恩的老师辈人物，刘双恩将他请来，为年轻学生树立了好的榜样。”

优厚的待遇、光明的个人前途，与革命道路上的未知风险形成鲜明对比，而他们的毅然转身，恰恰彰显出信仰的重量。这种“于个人选择中见家国大义”的书写方式，让革命者的形象褪去了高大全的滤镜，变得可感、可触、可信。

（二）

全书七章，犹如七幅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每一幅都镌刻着红色航运人“航海报国”的初心。而贯穿其中的，是一个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关键事件，它们既是叙事的高潮，也是“流动的领土”精神内核的具象化表达。

1949年2月底，新中国诞生前，党中央直属机构拥有第一艘远洋轮船“东方”号。它的首航大连，是我党拥有自主远洋运输力量的标志性事件。刘双恩担任第一任船长，大副刘辛南、二副陈嘉禧、三副许新识等船上一众海员，均来自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整个航行途中，刘双恩“经常在驾驶台上守望，及时发现情况，沉着指挥应付”。到达大连，陈嘉庚先生听说“东方”号上的船员多数来自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他既惊奇又欣喜，遂登船参观，请大家吃饭。情至深处，大家合唱了《集美学校校歌》，“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山明兮水秀，胜地冠南疆……春风吹和煦，桃李尽成行，树人需百年，美哉教泽长，诚毅二字心中藏。”这一刻，个人命运、学校的使命与国家的前途，在海洋之上完美交汇，具有划时代意义，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在新中国航运发展史上，“海辽”轮起义无疑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节节败退，为阻止船只流向解放区，对沿海港口实施了严密的封锁，也严格监视着船上的每个人。如此险恶而高压的环境下，策动一艘大型海轮起义，无异与虎谋皮。《流动的领土》第四章，作者用十分详尽而又一波三折的笔法描写了整个事件。如何在船员中加强宣传教育，如何联系培养积极分子，如何对船员进行试探和震慑，及如何选择安全的航线保证起义胜利等……《归航》章节，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智慧与勇气的较量。当全体船员通宵油漆将“海辽”轮漆成“玛丽莫拉”号、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海域迎风飘扬时，“流动的领土”不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我们中国人实实在在的尊严与底气。

此外，第六章所描述的“北上”护运，第七章的“支前”报国等，均是新中国航运人践行使命的生动书写。更让读者看到了，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载体，而是服务于国家大局的战略力量。船员们既是海洋的驾驭者，也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以及民族复兴的参与者。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在那时是紧密相连的，专业技能转化为报国之力，是每一位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综上的关键情节，不仅是书中的叙事高潮，更承载着“流动的领土”的精神内核。全书类似这样的事例很多，《流动的领土》对中国航运史的书写，并非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通过细节描写与人物刻画，展现红色航运开拓者的信仰、智慧与勇气。

（三）

 “悬挂国旗的轮船，是流动的领土”——这句话是本书的主旨，更是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何况并未将一主题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让“领土意识”与“使命意识”在文本中落地生根。

“海玄”号船员在新加坡锚地连夜缝制五星红旗的场景，堪称全书最动人的一笔。以滕兆仁为首的船员们，依照香港《文汇报》上面的图案，将一块红布连夜裁剪成国旗的模样。当五星红旗挂上船尾的旗杆，迎风招展飘摇时，“看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滑秉慧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自豪。这可是飘扬在新加坡空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彼时，所有海玄号的船员心中，都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这面旗帜，不仅是国家的象征，更是“流动的领土”的灵魂。它让漂泊的轮船有了根，让远航的船员有了魂。

而华润公司总经理杨琳让儿子参与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抉择，则彰显出了“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明知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航行，但仍旧愿意让儿子担任扮成经商老板的五位北上人士的助手。这种舍己为人、以使命为重的担当，正是“流动的领土”精神的核心。

作品高明之处，更在于它的群像叙事。作者通过34名集美学子等的群像描写，展现红色开拓者的集体精神。他们中有技术骨干、有地下工作者、有管理人才，虽分工不同，但都“因为心中有信仰，甘愿吃苦，也能吃苦”，女同志只有一件体面的旗袍，上街才穿；没进过电影院，因为舍不得花钱；没有菜吃，只有黄豆和鸡蛋。他们经手的资金很多，但生活却非常节俭，“前线在打战，大家都要吃苦。”廖廖数笔，便描绘出了集体力量的强大与温暖，而，这种温暖并非个人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信仰凝聚的合力。 

（四）

《流动的领土》的价值，也绝不止于还原了一段被忽视的红色航运史，更在于它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坐标。书中的航海开拓者们，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高压状态下，用智慧与勇气打破封锁、创建事业，他们的故事，让人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和专业的精神。16名青年并非仅凭热情干事，而是将航海专业技能与革命任务深度结合，用技术突破封锁、用专业保障安全。专业报国的理念坚守，对当代青年的职业选择与事业追求是否也能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呢？不管在任何年代，都得拥有自己的金刚钻，同时也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之所以能在绝境中一路坚持，正是因为他们坚信新中国必然成立，为信仰而奋斗的精神，这在现世浮躁的当下，更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作品中所蕴含的“闽海基因”，为福建的海洋文化书写提供了新的维度。福建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向来有着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流动的领土》中，也展现了来自福建的“地域担当”。以刘双恩为首的16名党员中，有12位来自福建大田、莆田、厦门、安溪等地，他们的故事与福建的“海洋文化”“侨乡文化”深度融合。陈嘉庚的办学理念，福建人的坚韧品格，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徐剑在序言中写道：“福建雄踞东南沿海，与宝岛隔海相望，是古代海上丝稠之路的东方起点，是中华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何况踏上航船，在挖掘红色海运题材的征途中驶离海岸，朝深海驶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对于正在参与建设海上福建、打造海洋文化的福建文坛而言，这也是关键的一步。”深以为然。

从1948年的“华夏一号”到如今的“世界第二船队”，从零星几艘船到全球最大的远洋运输船队，新中国的航运事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流动的领土》记录的，是这段征程的起点。它通过对历史的还原，让读者明白：今天的远洋巨轮，正是从当年老旧商船启航。今天的海洋强国梦想，正是从当年的突破封锁开始。那些在海洋之上坚守信仰的开拓者们，或许早已化作了海上灯塔，但他们所留下的守护“流动的领土”的精神，却如同一股不息的暖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向海图强的中国人。

这段历史，不该被遗忘；这种精神，值得永远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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