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  时间：2026-03-26 08:55:00

须一瓜长篇新作《糖与枪》

发表于《收获》2026年第1期

长篇《糖与枪》（须一瓜）简介：

这是一片逆鳞的故事。

明清的严厉海禁，不断把以海为生的人们逼上绝境，加上一代代摧毁海上贸易的海事政策，催发了中国海盗势力不断膨胀、死而复生。十九世纪初，一边是固步自封、禁锢思想、经济停滞的专制帝国，一边是欧洲海上强国怀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对世界市场的征服激情的强悍敲门，就在这样的对峙中，中国黑暗的海盗集团崛起。要生存、要贸易、要发展，这群务实高效、野心勃勃的海上渣滓，在大海上看到了世界的强弱走向，借由东西方对撞的历史机遇，迸发出小蛇吞象的生命高光，为自由而战，为梦想而战。他们一边打击清王朝日落西山的颓势，一边有力地遏制了西方海上势力的猖獗，同时，开展跨国贸易与军事合作……小说展开了十九世纪古老中国蹒跚曲折地走向现代化的苍凉画卷，塑造了一群“洵美且武”的近代中国人。糖和枪，是生存与毁灭，是美好与杀戮，是爱与权力，是诱惑与控制，是外面的世界用来敲开紧闭国门的利器，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刹那的两道闪电。

海盗之海的“新历史叙事”

——读须一瓜长篇小说《糖与枪》

冀宏伟

瓦雷里写到：“大海永远在重新开始！”

大海是人类生命最早的故乡，暗藏千古，空茫如初，珍藏着生命所有的秘密。到大海里去，寄托着人类回望最初生命的乡愁。如果小说有颜色，须一瓜的长篇小说《糖与枪》（《收获》2026年第1期）就是一部回归大海，独具新历史叙事主义气息的蔚蓝色小说。天空在下，大海在上，这是互为致敬的伟大蓝色。须一瓜化笔为桨，以史为船，以两百年前的历史为海洋路径，重返十九世纪明清禁海与西方叩关的时代夹缝，以糖与枪为核心诗性隐喻，打破正史对海盗的定性，刻画了海盗群体复杂多面的人性与绝地抗争，在糖与枪，官与匪，东方与西方交织碰撞中，开启了一次探幽入微，向海而行的历史远航，一群被主流叙事长期遮蔽的“海上渣滓”的历史身影与精神底色浮出大海。

一、“糖与枪”的双重历史隐喻

糖是甜的，包裹着杀戮的利刃，枪是冰冷的，发出刺破沉疴的回响。不论是麝尊的甘蔗糖浆块，司二抢劫的贡品白水贡糖，还是麦克米伦制作的西式花生奶糖，亨利船长的糖衣坚果，擎苍王送给麝尊的燧发枪，妃仔转接的英吉利新款手枪，“糖与枪”是一对双重的诗性与核心隐喻。既是小说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具体物件，更是对时代的矛盾概括。糖是甜蜜的诱惑，是爱与被爱的筹码，也是人性中对美好生活的本能追求，是海上贸易、财富、文明交流的珍贵商品，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中的赠品，也是乱世中难得的温情与希冀，代表着对生存的幸福渴望。枪是冰冷的暴力，是生存与对抗的武器，是权力与毁灭的象征，是清王朝镇压反抗的武器，也是西方列强征服世界的利器，更是海盗们守护家园、争夺生路的依仗。生存与毁灭、美好与杀戮、爱与权力、诱惑与控制，人物命运与时代走向，都在“糖”与“枪”的拉扯中展开。两种力量不是简单对立，而是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寸板不许入海，片帆不准入口。”正是清王朝严苛的禁海政策，将靠海为生的民众逼上绝路，催生了海盗势力。海盗们以枪护糖、以糖养枪，在暴力与温情的交织中挣扎，恰如明清时代中国，一边是沉疴难起的专制枷锁，一边是渴望拥抱世界的新生渴望，在撕裂与阵痛中寻找出路。而西方列强，同样一手持着工业革命的“糖”，一手握着船坚炮利的“枪”，漂洋过海叩击古老帝国的大门。《糖与枪》正是在这种多重张力中展开历史叙事，描绘了一幅“古老中国蹒跚曲折地走向现代化的苍凉画卷”。

在“糖与枪”的双重隐喻里，历史如镜，大海如芒，照见了海上苍茫乱世。秩序与矛盾同在、混乱与规则共生、暴力与温情并存的海上匪世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半陆地一半大海，一半蔚蓝一半血色，一半暗黑一半炽烈，一半归顺投诚一半野蛮劫海，一半是禁海自封一半是融入崭新世界，一半是“历史钩沉”式重新审视，一半是哀愁伤怀诗意美学。华南海盗联盟集团旗下的红旗帮、黑旗帮是生命的修罗场，还是避世的桃花源，或者更像海盗版的“逼上梁山”，历经海上血拼，最终又以招安归顺朝廷的方式融入社会主流。《糖与枪》超越了历史猎奇故事。招安是海盗群体与清廷主流社会，关于家与国，荣与耻的伦理关系所致，以及被压抑的生机、欲望的历史可能。这种一半式的复调叙事体现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事在人为的历史质感，以及对海盗人性的深度探秘，呈现了一个“海盗”标签复杂而陌生的异世界。

二、“洵美且武”的群像与人性

在特殊群体与极端环境里刻画万花筒式的人物群像，探秘具有悬疑色彩的复杂人性，《糖与枪》里的海盗不是脸谱化的海匪恶徒，而是一群在蔚蓝色海洋挣扎求存、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棱有角的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在。

来自紫洞艇，花船出身，喜欢含糖而眠，嬗变为海盗女王的麝尊；紫洞箫不离身，惊为天人的哑女姿娘；女扮男装的复仇者麒德；千年老树根，贪吃烂醉，胡说八道的巫医芒棰；被侮辱被伤害，被救赎与被放逐的女海盗，生性狂飙，美貌放荡慧黠，裸身砍帆索，仪态万方，风情万种，眼潮风涌；兼具野心、魄力与复杂情感的带皮骷髅，大海魁擎苍王；昂藏俊朗，明净清癯，高大帅气，充满力量却眼神温和，谦善体恤的妃仔；疍家出身，不怕死，爱读书却活烤人肉的黑旗帮主不药；通外语，会翻译，在天才厨艺和拙劣偷技之间摆荡的神一；来自水上世家，懂航海，懂造船，神经质般的复合人才雍仔……天才败类，桀骜豪杰，天花乱坠的鼓噪，信口雌黄的奔腾抒发，让狂野的更狂野，嚣张的更嚣张，鄙视逆来顺受，夸赞食色热烈，怂恿生死无惧，荟萃人间色艺俱佳的亡命之徒，一群被国家皇权强烈排斥的海上瘟神，弃陆投海，以海为家，向海谋生，构成了一幅“水浒传”式的海盗群像。正是这群三教九流的海上亡命徒，在绝境中迸发出“小蛇吞象的生命高光”。他们为生存、贸易、发展而战，在打击清廷颓势与遏制西方扩张的夹缝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其行为动机混合了私欲、义气、求生本能乃至对“自由”的朦胧向往。

“历史出海”的须一瓜直抵人性的密室，展开了对恒常人性的不懈追问，对复杂人性的极致探索。将历史人物置于道德与生存的困境中，考验他们的选择，从而让遥远的历史获得了当下的共鸣。正如须一瓜所言：“小说不探讨人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大的价值。”烧杀抢掠的海盗，不是天生的恶徒，他们有对故土的眷恋，有对兄弟的情义，有对自由的执着，也有对权力的欲望、对杀戮的麻木。在“洵美且武”的英雄气概与“海上渣滓”的生存本能间摇摆，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却又以最原始的生命力对抗着命运的裹挟。须一瓜没有刻意美化这群历史边缘人，也没有简单否定他们的行为，而是以平视的视角，重述海盗的挣扎与坚守、贪婪与善良，让读者看到人性的多面性，也看到时代对个体命运的塑造。华南联盟的海盗不再是历史上一抹模糊的剪影，而是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鲜活生命，他们的悲欢与抗争，正是近代中国蹒跚前行的缩影。

三、“连接器”的叙事艺术

须一瓜曾被誉为“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在《糖与枪》中，运用了“连接器”的叙事结构，将宏大的历史进程与个体的微观命运巧妙地连接起来。

《糖与枪》没有采取线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关键场景的聚焦和富有感染力的细节，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可知可明。例如海盗船上赌博、下棋与战斗同时进行；雍仔用骨片制作猪鬃毛牙刷；海盗偷偷去娘娘大庙参加狮头表演；在淡洋避风湾建造“有大大玻璃窗的，太阳能进来”带阁楼的阳光小木屋；混入海关监督府，演奏独弦琴，羞辱三制军；大年夜在旗舰上举行年度犒赏，分发喜庆小红包，布置猜谜、竞技游戏；来自海上的小童，在五制军的会客室，被飞舞的金色小蜜蜂吸引，对于海生海长的小童，这是无法想象的陆地生命的微小奇观。这些场景和细节，生动揭示了海盗渴望陆地生态的鲜活渴望。读者不仅仅是旁观历史，而是置身于历史的漩涡现场之中，与海盗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同在共情。

文学承担了历史文本所无法完成的使命，达到了历史文本所很难达到的历史深度。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糖与枪》从海盗历史处境出发，关注细小的个体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对无力改变一切的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一样的个人命运，展现出深深的悲悯，以“连接器”叙事方式，揭示以往历史“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细微个体因素。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具有极强的临场感与说服力，仿佛带领读者进行一场“历史与文学现场”的深度抵达。

从叙事层面看，《糖与枪》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搭建框架，以细腻的人物刻画填充血肉。以扎实的史料为根基，又不拘泥于史料的束缚，在历史的留白处展开想象，用文字还原风雨飘摇的时代，也让读者在历史的回响中，思考文明演进的代价、个体生存的意义。小说既有珠江口舰船交锋的宏大场面，也有海盗内部兄弟反目、爱恨纠缠的细腻描摹；既有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时代阵痛，也有个体在乱世中对温情的渴求。例如在五制军的会客室里，海盗女王麝尊向大清帝国归顺求和，面对意想不到的高光时刻，极度狂喜的五制军发出阵阵战栗。与此同时，海生海长的小童看见飞舞的金色小蜜蜂，像发现了陆地上微小奇观一样惊喜。在这里小说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个体细微的视觉体验，以“连接器”的叙事艺术并置相交在一起，以丰富的想象创造力与细腻的捕捉能力，使小说故事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感染力。

在陆地消失的地方，海洋出现了，人类的祖先来自海洋，人类的血液来自海洋。人类与海洋是一种一衣带水的血脉亲缘关系，这就是人会本能地向往大海的原因。作为一部“新历史写作”小说，《糖与枪》的历史叙事，以气象万千，波诡云谲的大海之美为叙事母地，以“连接器”为叙事艺术，将海盗的生存境遇，精神情感，爱恨纠缠与变幻莫测的大海，风云际会的海匪拼杀，起伏沉浮的历史光影相契合，充满了怀旧哀愁的诗性美学特质。“只有黑暗看见了所有中国海盗哭泣的眼泪。那个爱情失意的战死亡魂，那是他永远的姿娘，穿越生死的回应”；“麝尊沮丧至极。这是女人的沮丧。要么你克服吐奶，接受哺喂；要么你接受失助，独立为枪。而许多女人，往往没有第三选项”；“当所有的生者，最终放下死者离去，只有他一个人站在死亡的车站，久久沉溺于送行中无法离去”。

浓厚的抒情诗性与悲悯哀愁，营造出沉浸伤怀的阅读体验，这种悲悯哀愁的审美色彩，与海盗身份海盗角色，形成了冰与火的情感张力，最终指向对生死、记忆、存在与逝去的终极追问。“久久沉溺于送行中无法离去”，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成为人类面对终结、孤独与执念的普遍隐喻，使历史叙事获得了悲伤如大海般的深度。

四、“历史变奏”的创伤与救赎

《糖与枪》与须一瓜既往的“创伤叙事”创作风格有着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结。在《糖与枪》中，这种“创伤叙事”从个人的心理伤痕，扩展为整个群体乃至一个时代的“历史创伤”。

清廷的禁海政策是施加于沿海民众的基础性创伤，而西方列强的冲击则是民族性创伤。海盗们的暴力反抗，可以视为对两种集体创伤的被迫激烈回应和“以暴制暴”。从这种意义上说，小说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故事，以救赎和悲悯，触摸着创伤者对自由与尊严，生存与幸福的永恒追求，以及在暴力循环中寻求救赎的艰难。

使看不见的看见，使遗忘的抵抗遗忘，文学的意义大抵如此。阅读《糖与枪》会想到莫言《红高粱家族》里余占鳌式的民间“匪盗”英雄，《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替天行道”式逼上梁山的好汉。正如人们从《水浒传》里，可以获得来自民间的非正统道德的精神解放与创伤救赎，《糖与枪》里的海盗，和梁山好汉同样以“义”的名义，赋予这些海匪官逼民反，杀人越货，冒险勇敢，自由浪漫的性格与行为以特殊的“合法性”“合理性”。由此可以看见须一瓜试图为中国海洋寻找“多个源流”，进而为中国海盗寻找“历史变奏”里的黑暗存在，创伤救赎。实力碾压西方海盗，雄霸东方大海，以正规军之综合素质，闪耀集体狼性，睥睨大清水师，对抗西方列强。“只要有海，世界是我们的；在中国的大海上——谁说了算；在中国大海上，我们说了算。”这是中国海盗在中国大海上，用特殊行动发出的野性与韧性，创伤与救赎的中国声音。

人类最勇敢的脚步，往往毫无路标可寻；人类最悲壮的脚步，则以白骨为路标。明清海禁斩断了以海为生者的生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携坚船利炮叩击国门，内有专制王朝的禁锢，外有异域势力的觊觎，双重挤压下，华南海盗联盟集团的崛起绝非偶然的作乱，而是底层创伤群体为生存、为贸易、为自由而作出的创伤救赎和本能反抗。那些被正史曲解的海上盗匪，从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而是被时代逼入绝境的求生者，创伤者，乱世里以原始生命力对抗命运裹挟的鲜活个体，是劫掠商船的悍匪，也是遏制西方势力猖獗的屏障；以“务实高效、纪律严明、野心勃勃”的鲜活力量，对抗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在跨国贸易中触摸着世界的脉搏。《糖与枪》弥补和矫正了我们对于海盗叙事所共有的偏差和误读。提供了在以往的文学和历史文本中无法看到的海盗形象。各路天才败类桀骜豪杰云集，神秘魅惑的海盗所具有的丰富多元创伤与救赎性，在《糖与枪》得到了全方位，多视角，沉浸式，全情全知的立体呈现。

五、“历史出海”的转型与超越

《糖与枪》是须一瓜创作生涯的一次重要转型，一次历史性出海远航。从《太阳黑子》的罪与罚、《致新年快乐》的都市狂想，到《糖与枪》的历史叙事，须一瓜不仅能直达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也能驾驭海洋历史写作航船。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当代人的现实态度，在历史空间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在任何一个时代，对历史的重新叙述，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重新命名和改造。历史缝隙、历史星芒、历史深处、历史之书。《糖与枪》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要素，讲述的是二百年前的中国海盗史。书写历史也是解释现实。女海盗麝尊与英吉利舰长的海上会晤，堪称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历史意义，与现实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息息相通。正如英吉利查尔斯大班所言：“在我们的文化里，海盗首先是最勇敢的人类。没有出发就没有海洋，就没有发现、交流与贸易，更没有大家的共同未来。”尤其令人感慨的是，当中国海盗在英吉利舰船上用洞箫吹奏充满中国旋律的《茉莉花》时，英吉利小提琴手，爱尔兰锡铁哨笛手，圆号手倾情加入了演奏，引发英吉利五级战舰全体情感共鸣，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中国海盗还是红毛蛮夷，音乐无国界。向善向美永远是人类共有的心声。至恶与至美相交织，小说为两百年前的中国海盗书写了一曲走向世界的《骊歌行》。

西式奶糖、咖啡、可可粉、市井生活、自然科学、风俗习惯、社会结构、科技知识、历史故事、地理植物、文化艺术……英吉利小肉票麦克米伦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使者，《大英百科全书》式的讲述，开启了让中国海盗认知世界的一扇窗口。让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和生活在蛮荒之地的海盗，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羊肠小道，激发体现了海盗强烈的民族自尊。特别是妃仔在麦克米伦的启发下，对“人人可传读的纸”发生强烈的兴趣，竟然要办报纸。这个看似荒谬的设想，对于海盗世界而言，具有重新睁眼看异域世界的先知与启蒙主义意义。这群被正统历史鄙夷的“渣滓”，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另类先行者。

海德格尔说：“存在是提前到来的死亡。”在巫医芒棰烟云般虚渺，幾语般神秘的占卜里，《糖与枪》有许多关于死亡的叙述。"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活是在路上的死亡。"

九死一生的海盗生涯，个体生命的短暂无常，以及由此引发的海盗们对生命焦虑与悲剧意识，成为贯穿海盗们“寄蜉蝣于天地”的宿命，一种不动声色的慈悲与哀愁，生命与死亡，成为小说生——死，善——恶，罪——罚的叙事张力。

关注存在与生死的主题，困惑于宿命与天命的力量，尽人事以待宿命，尽人事以转天命。华南海盗联盟从建立崛起到日暮西山，归降清廷，《糖与枪》的历史叙事全程哀愁如潮水，浸透了个人对历史的无奈与哀世的叹息，以及没有结论也不求结论的伤逝感怀。须一瓜行进在历史的大海上，怀着海盗般的冷峻与出海者的慈悲，用文字唤醒一个个葬身大海的灵魂，重现海盗微如草芥的生命章节，以“糖与枪”的历史悖论，重塑那些舍生忘死的海盗。或者以笔为糖，或者以笔为枪，而一个个迷恋糖浆的海盗，又像不得不从枪膛里射出的子弹，在弹道无痕划过的轨迹里，无可幸免地奔向生命的终点。正如小说里的一段悲凉慨叹：“其实回望历史，中国海盗很渺小。在万古长空下，他们小得就连一道短暂的闪电都算不上。老天俯瞰地上人间，就像人们俯看蚂蚁们在积水的树叶上乘风破浪。从崛起到巅峰，十多年风云激荡，不过就是蚁队拖了半个荔枝回蚁窝的辉煌。”

海盗的求生意志和海盗与海盗，海盗与大清之间的生存搏杀，以及派生出的欲望与权力、谋夺与占有，构成了海盗历史的残骸碎片，形成了《糖与枪》的历史叙事结构。碧海辽远，蓝天无垠，岁月无极。《糖与枪》不仅是一个关于海盗的传奇故事，更是一部触摸历史的“新历史写作主义”作品。不仅填补了近代海上历史叙事的空白，同时以文学的路径，叩问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心。通过被污名化的海盗群体视角，重述了中国近代一段充满矛盾与痛苦的历程。在糖的甜蜜诱惑与枪的残酷杀戮之间，挣扎求存的不仅是海盗人物，更是人性在历史巨变中的两难抉择。

任何黑暗都有坐在黑暗中的人，你是否有明天，取决于你是否具有一颗黎明的心。在那个禁海封海断海禁商，闭关锁国的黑暗时代，一群特殊群体以最本真的生命力，对抗着命运的不讲武德，在历史的沧海横流中，一手拿糖，一手握枪。以身嗜血，借命搏命，开辟生路。如是两百年前的那些海盗、海枭。

作者简介

冀宏伟，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文艺报》《女作家研究》《北京书评》《中篇小说选刊》《火花》《海南日报》《南京日报》《创作与研究》《草原》等报刊。曾荣获“山西新锐诗人”奖、第六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优秀奖、“赵树理杯”全国乡土文学征文、“诗兴开封”国际诗歌大赛、“周庄杯”记住乡愁.爱我中华全球华语诗歌大赛、世界酒文化博览会“诗酒杏花村”诗歌大赛优秀奖等一百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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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收获杂志、厦门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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