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中国艺术报》  时间：2020-09-09 17:38:00

缔造红色摄影的不朽经典

——写在吴印咸诞辰120周年之际

白求恩大夫　吴印咸　摄　1939年 

　　二、投身革命洪流从影抉择现实主义 

　　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吴印咸在上海受到“左翼”文艺思潮影响，尤其是他与上海美专的同窗许幸之长期合作和交往，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首次发生飞跃，由为艺术美而摄影，转变为为反映现实和表达民意而摄影，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而立之年的吴印咸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以摄影新锐的身份在影坛崭露头角，他参与拍摄“左翼”进步电影和社会纪实摄影，如故事片《风云儿女》 《马路天使》等，并同期拍摄了《难兄难弟》 《乞斋果腹》 《暴风雨来了》 《霹雳》和《呐喊》等摄影作品，深受社会好评。

　　尤其是1937年与许幸之合作拍摄纪录片《中国万岁！ 》的经历，对吴印咸的“三观”触动很大。当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抗击日寇侵略的淞沪会战，吴印咸和许幸之扛起摄影机奔赴第一线，拍摄以谢晋元团长为首的“八百壮士”坚守苏州河四行仓库保卫战，以及上海市民支援前线的英勇义举。但纪录片编辑完成后，却被国民党审查机关封杀扣押，最后不知下落。吴老为此大为悲愤，他认识到在国统区进步文艺没有出路，抗日有罪、报国无门，促使他再次认真思考今后自己的奋斗方向。

　　1938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是吴印咸人生命运和创作道路的转折点。这并不是他一时冲动下的人生选择。当初他去延安只是为了帮助好友袁牧之拍摄反映八路军抗战的纪录片，但进入解放区后他看到八路军抗日救国的英勇献身、共产党政府的英明廉洁，感到延安与乌烟瘴气的国统区的截然不同，于是就决心留下为创建人民电影事业而奋斗。吴印咸参加延安电影团后立即奔赴华北前线拍摄，经受抗日战火的考验，其政治信念更加坚定、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更趋成熟，其标志作品就是1939年拍摄的纪录片和摄影作品《白求恩大夫》 。

　　1942年，吴印咸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更加明确了革命文艺促进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工农兵服务的历史担当，他进一步成长，走上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更自觉地把镜头聚焦于时代风云和苍生命运，将创作服务于抗日战争和推动社会进步。他是个踏踏实实的人，平时话不多，一旦有了政治信仰和事业方向，就意志坚定、毫不动摇，从而留下了大量的纪录片和纪实摄影作品，如： 《拓垦南泥湾》 《大秧歌：兄妹开荒》和毛泽东等中共革命领袖的系列肖像，为中国摄影史增添了闪光的篇章。

　　1946年至1976年，吴印咸先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学院和国务院文化组等单位担任领导，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电影和教学的企划和管理，不能像专职摄影师那样可以经常深入生活采访，但他当了“官” ，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照相机，不仅在就职单位亲力亲为拍摄活动，而且常常利用出差开会、外地讲学之机会，坚持到工厂、农庄、油田、海岛、草原和革命老区等地拍摄。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他86岁高龄时还第五次攀登黄山。纵观其一生，吴老走向基层、拥抱生活的热情一直未减。

　　吴老仙逝后，我们后辈在整理他的作品时发现：他的创作高峰虽在延安电影团时期，但从1946年离开延安到1994年这48年间，他还留下了在国内外拍摄的大量影像，他做到了与时代同步，不让历史留下空白。

呐喊　吴印咸　摄　1935年 

　　四、顺应时代潮流 传承革新纪实美学 

　　吴印咸从领导岗位离休后，给自己制定了摄影创作理论系列丛书的写作计划。86岁那年他说：“10年过去了，我的设想已大部分完成。9部作品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然后我的目标是研究摄影美学，从美学的高度来探讨摄影艺术的规律。 ”后因年事趋高和疾病干扰，他的摄影美学著作未能如愿完成，但我们今天可以从他的作品、理论文稿和谈话中，提炼和积淀他的摄影美学观念，尤其是他对现实主义摄影的真实性的探索、对传统摄影的延绵继承和变革创新的关系等的论述，值得我们后辈研究学习。

　　回溯吴印咸的摄影之道，他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逐步形成现实主义风格的。首先他认真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美学的精华，在视觉效果上追求：以忠实客观的摄影造型还原社会面貌，深度透视时代肌理，所以作品给人以很接地气的亲和力和可信性，能引领观众身临其境地认识体察生活、关注社会和回眸历史。但吴印咸的摄影并不局限于传统现实主义美学定位，也不盲从欧美纪实摄影家的美学主张。尤其是参加革命后，他的现实主义美学理念更有了质的飞跃。在20世纪六十年代，我参与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博物馆工作，为了了解延安红色文艺曾采访过吴老：“您到达延安后，在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有何变化？ ”他在回答中说：“我过去在上海虽说也是拍摄‘左翼’进步电影，以写实的创作手法揭露旧社会，但到了延安就发现自己的艺术观念和才艺跟不上革命和抗日的需要。 ”正是他对现实主义的传统摄影观有这样的反思和再认识，又对其进行了革命化和中国化的改造发展。

　　在参与新中国伟大历史的变革中，吴印咸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民族化文化的影响，领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认识到摄影艺术除了要忠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还应该发挥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于是，他突破古希腊“自然模仿”的认识论和欧美纪实摄影消极、无奈反映客观世界的被动性，突破身边生活的小圈子走向反映时代潮流的大天地，把现实主义摄影提升到：既还原生活又高于生活，使摄影的功效从认识世界上升到改造世界和推动社会进步。

　　按我的理解，吴印咸的摄影美学概括说就是：积极关注和反映现实生活，从广大人民的立场来选择、提炼和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采用返璞归真的造型，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揭示客观世界的真谛、展示历史的趋势，从而使摄影的功效从认识世界，上升到发挥改造世界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例如1962年他拍摄的《黄山》组照，与以往沙龙画意派摄影很不同，一扫文人墨客逃避现实的情调，以奇松、峻岭和云海为载体营造出气势恢宏的意境，赞美大自然强大的生命力。这样入世励志的作品，在当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时对广大群众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由于吴印咸赋予现实主义摄影新的美学品位，所以他的创作观念和美学主张，应该被称作“革命现实主义”摄影之道。

　　吴印咸的摄影美学理论，不仅解决了作品真实性与思想倾向的内在关系，而且还强调摄影作品内涵和形式的统一，他主张：摄影作品的艺术表现应当精益求精，做到表现形式为作品内容服务。他说：“摄影也是一种造型艺术，它的思想内容是通过画面上的艺术形象传达给观众的，观众通过对形象的理解，受到感染和教育。因此，形象塑造的好坏，对一幅摄影艺术作品的生命力有很重要的影响。 ”

　　吴印咸拍摄摄影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坚守现实主义摄影风格，既使用技巧又不露技巧，恰如其分地起到强化作品内涵的作用，在造型上具有内敛和含蓄的特色。为了更好地表现作品内涵，他一贯追求高品位的画质，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对作品的艺术质量十分讲究、绝不将就马虎。他善于发挥主观能动性，苦干巧干，尽力使作品达到：瞬间定格准确、构图严谨洗练、光色富有情调、影调变化丰富。因而，他的大量作品并非只是配合一时形势的宣传图片，而是经过长久历史考验、能够在人民大众中广泛流传的人类文化宝贵遗产，具有历史和美学双重价值。

　　对于摄影创作，吴印咸还有“艺有法，又无定法”的美学主张。他在教学中提倡破格创新，多次阐述摄影创作需要“胆大与心细相结合” ，在选择题材及进行艺术构思的时候，思路要宽广、放得开，胆子要大，不要让老套路束缚创作。但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又必须心细，不可粗制滥造。这样既胆大又心细，才可能拍出题材新颖、表现精致的好作品来。吴印咸的美学主张是摄影表现既要返璞归真，又应高于生活，所以他的摄影作品从来就不墨守成规，在坚守再现生活的大方向下，在艺术表现上开放灵活、别开生面。

　　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吴印咸拍摄《呐喊》时就表现出他内心不羁的胆识。这幅作品面世后一鸣惊人，不仅内容愤世嫉俗、挑战旧社会，而且在摄影构图上突破了传统。这类肖像按常规被摄人物应当布局于画面中心，但吴印咸觉得稳定的构图，不足以表现出画中人的叛逆性格。于是，他先后进行了4次拍摄和剪裁，把画中呐喊青年的头部向右上角移动，他势不可挡，似乎要冲出画框。这样与众不同的构图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更鲜明地表现了画中青年的反抗精神。

　　吴印咸这种“艺有法，又无定法”的创作精神，并不因年龄增长而减退。如在他晚年拍摄的《古今中外》中，表现出他“人老，心不老”的创作心态，求新求变的创作思维依然激情昂扬。

　　摄影艺术最主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不给历史留下空白、直接地记录生活。吴老在晚年回忆录中说：“时代给我创造了创作的条件，我的职责是记录下这伟大的时代” ，这既是对他摄影生涯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后辈的嘱托。当下研究探析吴印咸摄影成功之道，对于面对各种当代艺术思潮的竞争和挑战，如何坚持发展现实主义文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从吴印咸摄影的成功之道中还认识到了现实主义的开放性。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勇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借鉴其他流派之精华，不断创新变革。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福建泉州华光职业学院名誉院长）